劳动节假期前一周，一场在鸟巢开大会的骗局成为全国的头条社会新闻——
数以千计的中老年人从全国各地涌向鸟巢，只因他们所在的“慈善富民会”微信群宣称，只需缴纳10元钱的胸牌和会议组织费，就能领到5万元，来回路费食宿也有人安排报销，而这些钱，全部来自已解冻的海外“民族资产”。
而人在北京的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早就接到过这些受害人家属的求助。
“每天都不知道要接到多少个电话，微信群里无助的子女也在一直给我们提供信息。”
民族大业、解冻民族资产类骗局被定性为诈骗，但其中却融入了传销的一些典型手段，如洗脑、话术等，这使得受害人难以清醒，甚至因此与子女势同水火。
老骗局坑老人 子女很难做
“其实民族大业、解冻民族资产这个骗局，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候的传播速度没有现在这么快。”
李旭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在他小的时候，以换元宝、解冻为名目挨家挨户进行“串联”的骗局就已经存在。
“现在有了互联网，不用再挨家挨户地上门发展人了，在微信群里就能做这个事情。”
借助互联网与社交软件的普及，老骗局以超过以往千倍万倍的速度传播，不计其数的中老年人陷入其中。
“民族大业类骗局，受害者群体选择得非常成功。老年人基本都是比较空虚和无聊，老年人自己就会想要抱团取暖、发挥余热。而老年人同时对互联网很外行，他们对各种文件、照片的辨别能力很差，容易受骗。”
李旭说，由于民族大业都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这种细水长流的骗法，忙于工作的子女不可能每天都去查父母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账户，所以很难发觉父母被骗。
当子女发现父母受骗后，能采取的手段也很少。
“如果是子女被骗，父母可以把手机摔了切断联系，但那是父母啊，子女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能怎么办呢？”
李旭表示，囿于孝道，很多子女难以对父母采取强硬措施。
“他们通过微信联系，子女没收手机老人反应会很强烈，很多子女下不了这个狠心，万一父母情绪激动、一下子承受不住过去了怎么办呢？”
“他们的子女向我们求助，我们也很难办。”李旭是中国反传销领域最著名的人物，十多年来一直组织志愿者对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进行解救与反洗脑，“因为受害人也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不需要解救，它主要是思想控制。”
而这种思想控制的手段，则隐藏着李旭所熟悉的传销的影子。
组织与话术：学自传销
经过周密的前期安排，公安部打掉了慈善富民总部犯罪团伙，抓获陈玉英、陈春雨、李娜等31名犯罪嫌疑人。
李旭认为，将慈善富民犯罪团伙的行为定性为诈骗，是非常恰当的，但不可忽略的是，此类犯罪并非单纯的诈骗，而是已经发展为传销和诈骗的杂交体。
学习传销的第一点，就是洗脑，也即思想控制。
“每天群里兄弟姊妹相称，进行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化的程序，发各种伪造的公文、红头文件、领导人发言，营造一种真的在做一项事业的气氛。”
李旭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像李克强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全都被骗子歪曲为对民族大业的支持。
学习传销的第二点，是发展成员的方式。
“还是靠人拉人，如果你拉进来人了，给你发个几块钱的小红包，这不是严格的传销式上下线关系，但是是类似的。”
学习传销的第三点，则是永远驳不倒的话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宏观调控”：
这个行业太好了，如果所有人都来做，没人种地，国家就要乱了，所以国家就得进行“宏观调控”，公安假装打击、媒体假装曝光，实际是为了维持行业的稳定。
“所以为什么要选鸟巢，选一个别的地方，谁也不会管你的。”
李旭向记者解释道，选择鸟巢这么大的一个目标，公安机关就一定会打击，而这个打击行为就会被骗子解释为“宏观调控”：“五万也不用发了，骗局也可以继续了。”
而当诈骗披上传销外衣后，其犯罪成本会大大降低：“诈骗5000块钱就可以立案，但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要求就高得多，要有更多受害者证言、要有完善的证据链条，如果公安机关判断不当，这打击起来就更难了。”
进群后 更多骗局等着你
“只要你加进微信群，就有无数的骗局在等着你。”李旭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在民族大业类骗局的微信群中，不止解冻民族资产这一个骗局，管理员时不时地就会发出一些投资项目，诱导受害者投资。
“这就是一个连环骗的平台，管理员会给你介绍一些五行币、虚拟货币、原始股、消费返利、慈善养老、慈善互助之类的投资项目，而这些投资项目实际上是网络传销。”
李旭表示，近几年，传统传销向网络传销转变、并与其它犯罪形式进行结合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
“传统传销的开支太大，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后，传统传销的头目就开始通过网络和微信群操盘，因为手段都是一样的，所以只需要复制到网上来就可以了，然后再跟诈骗、非法集资、庞氏骗局等犯罪进行合流。”
比如微商，也成为网络传销的新花样，不管是卖面膜还是卖衣服，其本质仍然是囤货（缴纳入门费）、发展下线、返利。
“很多微商都通过晒假单、假流水的方式去发展下线，再传授给下线做假单、假流水的方法，其实根本没人买。”
相比于传统传销，网络传销开支小、传播速度快、证据也更容易销毁。
“有很多子女潜入微信群里去举报‘炸群’，管理员发现之后马上把微信群解散了，证据就全部没有了。”
并且，民族大业类微信群还会收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证件照、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等，不仅会让骗子方便地联系到受害人、不利家属切断联系，还方便了下一步的精准诈骗。
“这个群有人来炸，我马上解散，只要有你手机号，我马上就能再建起一个新群来。而且这些个人信息卖给其他的诈骗团伙后，以后就能点对点地进行诈骗了。”
反洗脑很难 必须打预防针
传销，诈骗，以及二者的结合，其内核都很简单，但手段却是越来越“高明”。
“无论如何巧立名目，网络传销仍具备传销的三个基本特征：缴纳入门费、上下线关系和层层返利。”
李旭表示，这都是一眼能看穿的，很多人在刚接触时抱着质疑的态度，但接触时间一长，就容易失去判断力。
“环境可以造就人，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传销要把人带到异地、与社会隔离。”
“一旦洗脑成功后，受害人就会停止接收外界的信息了，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所有对这个事业不好的信息，不管是公安打击还是媒体曝光，都是‘宏观调控’了。”
李旭告诉北京晚报记者，要把受害者的这种思维矫正过来，难度非常大。
“受害人的子女咨询我怎么办，我说就是切断联系，手机号换掉，或者把手机换回老年机，但一般子女很难做到。”
李旭认为，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防患于未然。
“子女要多给老人多一些关注，随时给老人打预防针，给老人讲一讲案例，在老人被骗子洗脑之前，先给老人植入防范意识。”
除此之外，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也应该提高。
“现在诈骗、传销的违法成本还是太低了，很多子女收集了证据去报案，没人管，如果能做到发现一个打掉一个就好了，但难度也相当大，现在网络诈骗和传销都很隐蔽，取证非常难。”
李旭表示，最近媒体集中曝光、公安部也成立了专案组，如果这种打击能够长期化、形成长效机制，才能够有效遏制类似的犯罪。
另外，近些年，很多传销通过注册公司、宣传造势、请名人站台、请媒体发软文等方式为传销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其销售模式仍然是传销式的。
“比如我们最近曝光的第五季幸福城、众爱联盟等，现在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希望也能引起执法部门的重视。”
北京晚报／ 白歌
